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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提出来深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另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农业资源要素供给的条件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农业的转型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从2012年劳动适龄人口开始减少。蔡昉教授2005年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十年，争论了十年。我认为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了。
从2012年以来，我们16周岁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500万人，每年都在减少。
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个报告，说尽管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到204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降幅将会超过10%，将会减少9000万人，相当于减少一个德国的总人口。
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显著的推高了我们的祖国的劳动成本，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对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同样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我们现在每个小时制造业工资水平是3.27美金，比越南高出三分之二。所以制造业我们的纺织服装，跟越南相比我们的竞争力显著下降。
我们国家人工的成本在农产品总成本中的比重，粮食作物最低的是大豆，32.1%，棉花的成本人力成本占到了62.5%，新疆的棉花用人工采摘一斤1.2元，一斤棉花才卖4元。
美国的人力成本占农作物总成本的比重，棉花是最高的，只有10.8%；美国的粮食作物成本都在3%到5%。
现在我们的大豆每吨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是4877块钱，是美国的2.14倍，我们的玉米每吨生产所带来的成本2117块钱，是美国的2.23倍。
农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说明我们的农业也一定要通过提升机械化水平，通过机器换人，通过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地，来降低劳动力使用的密度，来提升我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2015年，我们的农业占GDP的比重是8.9%，农业就业占GDP的比重是28.3%，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22.5%，相当于第三产业的26.5%。
我们现在小麦已经是全盘机械化，种一亩小麦只用两个劳动工人。我们水稻、玉米的机械化也在迅速的推进，机械化率程度达到75%。
但是我们种一亩水稻，在中国要用六七个工人，到韩国、日本、台湾，只用两个工人。
我们的棉花、甘蔗的机械化非常低。比如说我们的棉花用机器采摘，2007年机械采摘率只有1%，到2015年这个比例已经提高到28%。新疆兵团机采率高达69%，但新疆的地方只有16%。
再说苹果，国外的苹果大多数都是用机器摘的，我们还是人摘，我们现在引进了美国的设备。
现在我们要提高机械化，不提高机械化水平，靠小米加步枪，我们农业的竞争力和效益无从谈起。
新疆现在引进了2900台采棉机，80%是进口的，我们国产的农业机械还不强。
现在耕地工具进口的成本是国内价格的10倍，但仍然有人买，因为它的质量好。所以说，我们的先进农机具制造方面的短板一定要加快补上，这也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第二个，就是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除了提高机械化水平，还要提升农业规模化的水平。
我们的祖国有2.2万农户，去年耕地规模30公顷以上的（家庭农场）全国只有3012万，我们国家不可能走美国、加拿大发展大规模农场的道路。
但是我们这么一个小的规模不改变，我们的农业的竞争力也无从谈起。发展规模经营也不是说就一定要简单的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
我们现在一家一户的土地不用动，通过发展规模化的服务也能解决机械化的问题，我们的小麦就是这样的。一定得防止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扩大土地的规模。
你可以看一下前几年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一个几千亩、上万亩的农场，现在农产品价格一波动，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可持续性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提出要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制，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我们现在土地集体所有，承包权是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单独作为一种权利，我们提到放活经营权。这样提就为了依法保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和土地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要给实际种地的人一个稳定的预期，让他舍得投入，否则经营者的权利如果不稳定的话，每年的合同都签，没有人舍得在土地上投资来改善土地的质量。
第三个方面，就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提出要深入推动这方面的改革的另一个背景，就是我国农业面临国际竞争压力日益激烈，对农业的转型发展和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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